不久前，在“人文清华”讲坛特别节目中，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冯乃希副教授和宋念申教授以“在历史与生活的现场”为主题，带领大家走进“现场”，重返历史，感受历史。
在景山公园上拍摄的北京中轴线风光。 （新华社发）
理解北京，理解中国
冯乃希
研究北京有许多方法，而我的方法是通过文学性的解读重新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
许多文学作品都以北京为主题，或者以北京为背景。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之中，北京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象，也与不同的人不断发生着互动。我想通过3个问题，借助文字、文本和图像，带领大家一起去探索北京那些纷繁多样的历史现场。
『北京曾经有点“远”，但大家都要来』
明代晚期，散文家袁中道在《游高梁桥记》中，记录了一次被风沙打断的旅行。高梁桥位于今天西城区和海淀区的交界处，当时已是农历三月，天气依旧寒冷。袁中道和朋友们来到高梁桥，坐在柳树下，刚准备饮酒，大风突然袭来，尘埃蔽日，对面不见人。风沙吹进每个人的嘴里，嚼起来“嘎吱”作响。于是，他们只好赶紧穿上厚衣服，戴上帽子，悻悻而归。他的兄长袁宏道也在散文《满井游记》中讲述了类似的遭遇。兄弟二人直抱怨：在北京生活确实不易。
那么，既然北京的生活“不易”，为什么大家还是要来到这里？这就要从北京的重要性说起。
1402年，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北京开始作为都城进行营造。到1421年，北京的营造基本完成，由此开启了作为王朝政治中枢的使命。
明代的北京，是一座坐落在边疆的城市。这座边塞都城非常特殊，明代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王嘉谟在《北山游记》中说：汉代都城长安距离边疆很远，大约有千里之遥；唐代都城距离边疆也有数千里。可是明朝不同，京师就在边疆之上。在北京周边，人们可以看到居庸关、古北口、紫荆关这些极其重要的关隘，它们共同拱卫着京师。因此，虽然北京的自然环境并不那么理想，但人们仍然要来到这里。
于是，我们看到大量来自江南的文人学者纷纷奔赴北京，在这里读书、考试、做官、谋生。
王衡来自苏州，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士人。他的父亲王锡爵曾任明朝内阁首辅，他的儿子王时敏则是清初著名的山水画家和诗人。由于政务原因，王衡很长一段时间跟随父亲生活在北京。在他撰写的《游香山记》中，记载了晚明时期非常流行的一条京郊旅游路线：从城里出发，经过西直门，一路向西北，路过今天的海淀、颐和园、圆明园一带，再进入香山，游览古寺和山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衡在这条路上发现了一片非常美丽的“西湖”，湖中有荷花，周围有稻田，使他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我很疑惑：这个“西湖”究竟在哪里？我查阅了许多文献，并实地勘查了海淀一带，发现这个“西湖”就是今天颐和园昆明湖的前身。在明代，它还只是一片较小的水域，北边有一座小山叫“瓮山”。这一带地势低洼，可以种水稻，也能养荷花、养鱼。因此，明代许多文人特别喜欢来到这里。
到了清代，皇帝常常按照江南意象来营造北京。比如，在圆明园，乾隆对照真正的西湖，营建了波澜壮阔的福海，福海周围也再现了燕地之中独特的江南胜景。在颐和园一带，王衡笔下那个小小的“西湖”不断扩张，最终变成了今天清波荡漾的昆明湖。而它北侧的瓮山也逐渐拥有了更多植被和亭台楼阁，并有了一个更吉祥、更好听的名字——万寿山。
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我越来越觉得，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确实有着它独特的魅力。
游客在北京钟楼参观游览。 （新华社发）
『为什么北京能包容来自天南海北的人』
如果你来到北京，会发现这座城市的气质非常开放。去三里屯、国贸、建国门走一走，很容易看到北京国际化的一面。那么，北京为什么能够包容来自天南海北的人？
其实，中国历代都城都有一种国际范。比如，唐代长安城曾经生活着大量来自欧亚大陆各个国家的人，他们说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面孔。同样，文化多元也是清代北京的重要特色。
明清易代对北京而言非常重要。明代北京坐落在边疆之上，而到了清朝，中国疆域极大拓展，它连接着广袤的北方和中原，也在文化上与东北、蒙古以及西北地区持续互动，从而使这座都城呈现出空前的文化多元性。
有一部书叫作《钦定日下旧闻考》，“日下”就是北京的意思。这部书共160卷，有160余万字，于18世纪下半叶刊刻完成。它是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北京典籍，涵盖了北京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物产等方方面面，堪称“北京百科全书”。
这部书的底本是《日下旧闻》，作者是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朱彝尊认真检索了约1700部文献，抄录了其中与北京有关的部分，完整追述了北京从先秦时代一直到明朝晚期的历史文化。
乾隆皇帝很欣赏《日下旧闻》，但也有些不满意。他认为，《日下旧闻》没有展现清朝北京的新建设和新成就。于是，在编纂《四库全书》之际，他推动文臣们开始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
乾隆曾为《钦定日下旧闻考》题写了一首诗。在诗中，乾隆说，他年轻时曾为沈阳用满汉双语写过《盛京赋》，歌颂龙兴之地的淳朴和武力的强劲。后来，他又为北京写下成百上千首诗，歌颂卢沟晓月、金台夕照这样的燕京八景。在乾隆看来，沈阳是淳朴、敦厚的，而北京是富庶、繁荣的，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风貌。
这一时期，北京的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也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纷至沓来。在20世纪20年代外国摄影师的镜头中，北京有走在街道上的骆驼队，有雍和宫、黄寺、五塔寺等藏传佛教寺院，也有欧洲传教士带来的天体观测仪器。
到19世纪晚期，清朝末年的北京仍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城。但是，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古都的衰落成为一种必然。
北京万宁桥。（新华社发）
『为什么北京是一座独一无二的文明古都』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北京是一座独一无二的文明古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维持了千年的封建帝制画上了句号。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失去了数百年的都城地位，改名为北平。于是，在许多人眼中，北平变成了古都、旧都和故都。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一文中，虽然抱怨北京的居住条件简陋、不适，可是一旦离开北京，他又非常怀念这个温情而古朴的地方。他说，北京与摩登的上海完全不同，它安静极了。你可以坐在院子里喝一杯茶，看看角落里的牵牛花；可以抬头望着碧绿的天空，听见信鸽飞过的声音。这一切都令人怀念。
清末民初时期，有不少外国人来到北京生活，留下了一大批体现老北京风土人情的照片。其中，美国摄影师怀特兄弟以北京为主题的摄影集《燕京胜迹》，记录并保存了独特的北京记忆。在怀特兄弟的镜头中，紫禁城壮美而宁静，故宫太和殿沧桑而巍峨，圆明园如同古罗马的废墟，八达岭长城雄伟地盘桓在山岭间。他们的摄影传递出一种古典主义的美学风格，寄托着当时人们对于古都的想象和怀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古都的平静被打破了。1934年，面对凋敝的时局，北平市政府决定启动一项计划，名为“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它的意图是振作民气，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宣告——北平是人类的文化遗产，任何人都不能侵略、摧毁、破坏它。
1935年12月，北平市政府发布了一本全新的北平旅行指南，名为《旧都文物略》。在这本书中，中国摄影师为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它们大多看上去平和中正，仿佛是一张张标准的“证件照”。但实际上，这些照片并不是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旅游打卡指南，而是对一座城市精确图像的留存。
当我们今天仔细研读这部作品时，发现其中的名胜古迹已经不再只是悠久历史和文明的象征，而变成了一种民族精神的载体。比如，拍摄的京张铁路青龙桥站前的詹天佑像，一旁的文字介绍有意凸显了詹天佑的成就、京张铁路建设的艰难以及建成之后中国人的骄傲。在编者看来，古都并不是垂垂老矣的，它也在拥抱现代文明，拥抱新的可能。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震惊中外。很快，关于古都、关于北平城的影像传遍大江南北，发挥了重要的战争动员作用。1937年夏天，在上海发行的《新中华》杂志中有一张经典照片，战士的身躯与卢沟桥上的狮子雕塑重叠在一起。编者写道：“卢沟桥事件绝对不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即使此时北平已经不再是首都，北平所发生的一切，仍然意味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在另一幅图片中，北京的天安门城楼、清华大学老礼堂、北平图书馆，共同构成了这座文化古都的缩影。“保卫我们的故都、保卫我们的文化城”成为广为传播的抗战口号。这座古老的都城，与现代中国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从此再也没有分开。
今天，我们通过3个问题，重新回到了不同的历史现场。在不断解读前人的写作和图像摄影时，我们发现，他们并不只是记录了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物理城市。在这些表达之中，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作者的心情：或忧虑，或惆怅，或愤怒，或骄傲，或喜悦。
回顾北京的这段发展历程，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千人千面。每一个人的书写都为这座城市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形象不断变化——它有着强烈的向心性，也有着多元与包容的特质。与此同时，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历史所发出的那种沉重而坚定的声音，它连接着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
沈阳西塔航拍。（视觉中国供图）
沈阳西塔：在微观空间中感受历史脉动
宋念申
『我与西塔的结缘』
对于非沈阳人而言，西塔或许比较陌生。它地处沈阳市中心，如今是热门的网红打卡地，每到夜晚，很多年轻人聚集于此，就餐、购物、娱乐。
我与西塔的结缘始于2012年。当时我到沈阳查阅有关资料，一位本地朋友提议在西塔和我见面。彼时我对西塔一无所知，这是我第一次听闻这个名字。
当晚，我们在一家朝鲜人开的餐馆用餐，之后又去往一家韩国人经营的咖啡馆小坐。我的朝鲜族朋友一边用母语和服务员交流下单，一边用汉语和我畅谈学问、纵论人生。抬眼望去，周边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人潮涌动，这个小小的街区让我倍感神奇。
我上网查了一下，西塔得名于清代一座藏传佛教的喇嘛塔。这不由让我产生了好奇：在三四百年间，它是如何从清代的宗教空间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随着我收集的资料不断增多，我愈发被这个地方的魅力折服。数百年间，西塔不仅完成了空间属性的迭代，更经历了多轮人口流动，诸多中国及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在这个小小的空间留下了印记，这便是我开展西塔研究的最初起点。
西塔社区仅有1.2平方公里。20世纪90年代，依托沈阳旧城改造与城市整体规划，西塔才逐步崛起为城市核心消费、娱乐场所。而在此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棚户区，居住拥挤、配套设施落后，发展相对滞后。和这里隔着一条铁路，便是闻名全国的重工业中心铁西区，那是典型的模范工人居住区。彼时的西塔远不及铁西区繁荣。然而，时代浪潮更迭，东北迎来国企改制风潮，铁西区逐步走向衰退，而紧邻的西塔却开始繁盛。
追溯至20世纪初期，西塔是多条铁路的交会点，也是沈阳近代城市化发展的核心区域。铁路入驻沈阳后，城市核心从沈阳老城逐步转移至西郊，也就是如今的市中心西塔片区。
再往前追溯，1643年，皇太极下令在盛京（今沈阳）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修建一座喇嘛塔，西侧的喇嘛塔便是西塔。1644年，四塔建成不久，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沈阳从都城变为清朝陪都，直至清朝灭亡。
如何通过西塔这样一个微观空间来感受历史的脉动呢？我想用三个“现场”场景，来跟大家说说西塔的历史。
『三洞桥背后的历史』
第一个场景，是历史记录特别丰富的“现场”。
从西塔大街南端步行至北端仅700米左右，约10分钟路程，跨过东西快速干道，即可抵达一处老旧巷道，巷口立着写有“三洞桥”字样的石碑。这里有老旧的人行通道与两条铁路线，地下通道漆黑潮湿、阴冷狭窄，上方火车驶过时，轰鸣声震耳欲聋。走出地下通道便进入皇姑区，从北向南眺望，即可看见一块刻有“皇姑屯事件发生地”的纪念碑。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在此暗杀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当我亲临这一历史事件的现场，看着交错纵横的铁路，我对这段历史才有了更真切的理解。
铁路的出现，打破了东北长期封禁的边疆格局。东北丰饶的物产通过铁路输送至全球市场，各地移民也沿铁路涌入东北。三洞桥片区见证的，不只是铁路交通的发展，更是近代东北边疆整体开发的完整历程。
这里曾经交织着两股主导东北开发的核心力量：一是以日本掌控的南满铁路为核心的跨国交通网络，南满铁路贯穿大连、哈尔滨，衔接俄罗斯跨西伯利亚大铁路，同时连通朝鲜半岛铁路网，是跨欧亚的核心枢纽；二是由中国政府掌控的京奉铁路，衔接关内北京，连通中原腹地的全国铁路网络。
这两大分属不同势力、不同区域的铁路系统，在沈阳三洞桥形成了唯一的交会点。我曾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到一份手抄档案副本，其中记载了中日官员谈判解决两条铁路交会问题的协议。此前，日本一直阻挠京奉铁路延伸至沈阳，禁止两条铁路交叉，经多轮谈判，双方最终签订了《关于京奉铁路延长的协约》。
这份条约背后还藏着关键细节：因两条铁路在此交错，日本强行取得该区域的专属巡逻权，中国军警无法在此值守巡查。这也解释了为何日本要在三洞桥埋设炸药——因为其余京奉铁路路段均由中方军警管控，难以秘密铺设炸药、实施刺杀行动。
当我亲身走过漆黑的桥洞时，所有史料瞬间变得鲜活立体。这便是历史现场的独特价值——唯有结合实地探访、感官体验，才能让人读懂历史背后的复杂逻辑，获得单纯的阅读无法企及的真切认知。
『藏在日常里的族群认同』
第二个场景，是一个没有历史记录的“现场”。
铁路开通后，大量不堪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民众沿着安奉线、南满铁路涌入沈阳。他们大多定居在靠近沈阳站、门槛较低的西塔贫民窟，逐步形成了朝鲜族聚居群落。
我走访了大量西塔的朝鲜族、汉族原住民，所有人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一座三层小楼——“平壤楼”（也被称作“平安楼”）。因年代久远、无任何文字记载，这座建筑已无从考证。在20世纪70年代平房遍布的西塔，“平壤楼”是片区内最好的居民楼，也是老一辈居民深刻的集体记忆。
这座楼藏着时代的温度。所有单元房都专门设计了朝鲜族传统火炕，以适配朝鲜族居民的生活习惯。除此之外，每户人家都配有地窖，专门用于腌制泡菜，这也是朝鲜族核心的日常生活习俗。
在老一辈居民的记忆中，深秋是“平壤楼”最热闹的时节。家家户户都会采购数千斤白菜，用来腌制泡菜，剁蒜、磨辣椒的声响贯穿整个楼道。腌泡菜是繁重的体力活，人口多的家庭会主动协助人手不足的邻里。泡菜制成后，各家相互分享品尝，日常烟火拉近了邻里距离，形成了温暖的社区氛围。
20世纪80年代，“平壤楼”被整体拆除。这些细碎的生活场景，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然而，朝鲜族族群与社区共同体的形成，正是扎根在买菜、腌菜、邻里互助这些平凡的日常之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凝固岁月的市井烟火』
第三个场景，我把它称为留住时间的“现场”。
在很多沈阳人的认知中，西塔始终和“西塔大冷面”深度绑定。这家经营传统朝鲜冷面的老店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已有70余年历史，它是西塔最具代表性的烟火符号。
我曾多次尝试品尝西塔大冷面，起初屡屡碰壁。饭点时，店内座无虚席，食客几乎都是本地居民，鲜有外地游客。店内环境嘈杂，混杂着啤酒、烤肉、腊肠与烟火气息，根本无从点餐，我只能无奈而归。
后来，我特意提前到店，终于摸清了老店的用餐规则：食客需先到窗口排队现金点餐，兑换彩色金属标牌，再凭标牌到取餐窗口取餐，端着餐食自行找空位落座，高峰期只能和陌生人拼桌就餐。
从口味来看，西塔大冷面分两种：酸甜口适合外地游客口味，咸口是本地人心目中的正宗口味。我两种口味都尝过，并未觉得味道格外惊艳。为何一碗普通的冷面、一家破旧的老店能数十年保持旺盛的人气呢？
我想，留住人心的从来不是食物本身，而是这份就餐模式承载的时代记忆。排队点餐、现金交易、拼桌就餐、闲谈小酌，这套充满烟火气的流程，复刻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工业鼎盛时期单位食堂、公共就餐的生活场景，留存了一代人浓浓的怀旧情绪。
小小的烟火空间，本身就是活着的历史。
『历史从未真正离开』
十多年间，我多次探访西塔，亲眼见证着这片街区的持续迭代。整个街区的餐饮业态变得愈发多元，不断融入各类东北特色美食。西塔的空间风貌、商业形态始终在变化，从未静止。
而在不断的变化中，我也找到了恒久不变的内核。藏在百姓日常生活里的历史底色，是记忆里的蒜香与辣椒香，是铁路常年不息的轰鸣，是老人们念念不忘的邻里温情，是代代延续的生活习俗。这些细碎、坚韧的日常，搭建起过去、当下和未来的连接。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常常思考历史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历史学能够解释过去。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但要依赖文字材料、图像材料去解释过去，还要努力建立过去和现在的一种连接。如果我们不去努力建立，那么随着记忆的消失，很多丰富生动的历史片段和经验就会消失。
我们反复奔赴历史现场，不是为了寻找文字史料的佐证，而是为了捕捉那些史料未曾记载却真实鲜活、坚韧绵长的连接。我想说，不断地回到现场，也是为了告诉大家：历史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过。
海报设计 徐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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